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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四史”学习|方志敏狱中二三事
2021-02-09 12:02  中国共产党新闻网

方志敏烈士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在狱中度过的。在狱中,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,他正气凛然,坚贞不屈,直至英勇就义,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革命气节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,方志敏一面坚持对敌斗争,一面本着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,完成了《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》《可爱的中国》《清贫》《狱中纪实》等不朽文献。  

“要求笔墨写我的斗争经过及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”

1934年11月,方志敏不幸被俘,囚禁于南昌“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”军法处看守所。入狱之初,方志敏被关押在普通号,与刘畴西、王如痴、曹仰山同囚一室。敌人给他带了一副比普通囚犯要重10斤的铁镣。  

方志敏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,唯一不能释怀的就是不能继续为党工作。因此,入狱不久,方志敏便主动要求监狱方提供笔纸:“我写一个条子给军法处,要求笔墨写我的斗争经过及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,军法处满口答应,以为我是要写什么有益于他们党国的东西。我在狱中写下这一本略述,当然是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的。”  

方志敏有了笔墨纸张,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《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》。这是狱中文稿中最长的一篇,有6万余字。其间写作曾一度中断,“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,连之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”,但不久仍奋笔疾书,完成了这篇“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历史文献”。  

“手执着笔,一面构思在写,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”

在狱中,方志敏曾经动员狱友写作。他写道:“刘、王两人常下棋,我对棋是个门外汉,看也无心去看,只是看书与写文字。我曾嘱王写一写红军的建设,他认为写好寄不出,没有意义,不肯写,仍旧与刘整日下棋。我因他的话,也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,连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,后因有法子寄出,才又重新来写。”这件事情使方志敏清醒地认识到,找到“送信人”是问题的关键。  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,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了。他就是胡逸民。  

胡逸民也是囚犯,但身份特殊。他早年参加过同盟会,追随孙中山革命,孙中山逝世时,他是遗嘱的见证人和守灵者;他担任过国民革命军军事法官,国民党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,高等法院院长和南京、徐州、汉口中央军人监狱的监狱长等职。1934年7月,因国民党官场倾轧,胡逸民也成了犯人,被囚禁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。鉴于胡的特殊背景,狱方对胡监管宽松,生活优待,除了不能离开监狱,其他都很自由,连姨太太向影心也带在身边。胡逸民在回忆录中写道:“我虽是囚徒,却当面要训斥牢卒,连所长也得让我几分。”  

胡逸民目睹了方志敏的入狱。他非常好奇,想了解“共产党三省苏维埃主席”究竟是个怎样的人,于是有事没事就去方志敏的囚室,接触多了,从心里敬佩方志敏。他甚至要求监狱“关押方志敏四人的囚室白天不要上锁,进出方便。我经常到他们的囚室去闲谈,久而久之,彼此就渐渐地熟悉起来了。”  

为了争取胡逸民,方志敏与之谈了许多话。写了许多信。  

据胡逸民回忆:“我夫人经常带些吃的东西来探望我,我也拿些给方志敏。我介绍夫人与方志敏认识。有一天,方志敏试探性地问我,能否为他捎一封信,我满口答应,保证由我夫人送到。”  

胡逸民每次去找方志敏聊天,都看见方在写作,可是有一段时间,方志敏突然搁笔不写了,胡好生奇怪,问:怎么不写了?  

方志敏叹了一口气,说:“写了也没用,又送不出去。”  

胡逸民答道:“那不见得。如果你信任我,这件事我替你办。”  

“如果先生愿意替我出力,那我将努力地写好它,写多少,算多少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我希望这些文稿在我死后能送交我的同志。”  

“我说到做到,请您放心。”胡逸民答道。  

方志敏见他答应帮助将文稿送出,越发精力充沛地“重新来写”。  

由于随时都可能被敌人杀害,方志敏没有长远的写作计划,只能想起什么就写什么,而且争分夺秒地写。在一篇文章中,方志敏写道:“何时枪毙——明天或后天,上午或下午,全不知道,也不必去管。在没有枪毙以前,我应将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,写一整篇出来。我在这炎暑天气下,汗流如雨,手执着笔,一面构思在写,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。我下了决心,要在一个月内,写好这篇文字。”写作消耗了方志敏“许多思想和心血”,以至不久,“头上的白发,差不多增加了一倍”。在短短的6个多月中,方志敏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,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疾病折磨,完成了近14万字的重要文章。  

“若能越狱出去,当然要用比前加倍勤苦的精神去工作”

自被捕之日起,方志敏就将生死置之度外,“常是这样笑说着”,“心体泰然,毫无所惧,我们是视死如归”,对于“国民党要人们来劝降,虽然知道他们是在放一大堆臭屁,但他不大答话,不与他们争辩”。对于同是底层的如看守和警卫,“则不放弃一点时机”,一有机会就孜孜不倦地向他们积极宣传革命道理。方志敏的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,监狱文书高家骏被他的坚贞品格所感动,对革命产生了同情心,表示愿意为方志敏做些事情。他还答应写信给在杭州教书的女友程全昭,托她帮助将文稿送出去。到了后来,敌人有所察觉,“看守所的官吏们严格禁止看守卫兵到我房来,怕接近我而受到我的煽动。我在此宣传了10个人来参加革命,将来可望发生作用。未能广大发展的原因,就是他们将我与许多人隔绝,不能接(触)”。  

同时,他也展现出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:“我们是共产党员,当然都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,绝不是厌世主义者,绝不诅咒人生,憎恶人生,而且愿意得脱牢狱,再为党工作。”  

入狱之初,方志敏以为马上就会被处死,“在刑场就戮的份儿大概要占百分之九十九吧”,后来情况发生变化,他曾产生过越狱的想法。  

一天,一个看守前来报告:“报告你一个好消息,你们的案子被拖下来。”  

“怎么的,请说明!”  

“处里呈了一封公文上去,说你们没有投降之意,拟定要枪毙;但上面批了下来,却是‘缓办’两字。看来,你们的案子,一时解决不了了。”  

过了几天,看守又来报告:“你们的案子有希望了。”  

这个消息让方志敏产生了更为积极的想法。他写道:“我不应该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与时机,去图谋越狱吗?我不应该对敌人施行一些不损害革命利益的欺骗和敷衍,以延缓死刑之执行吗?应该的,应该如此做去。”“一个共产党员,应该努力到死!奋斗到死!是的,应该决定!就是这样决定吧——以必死的决心,图谋意外的获救!”  

他甚至憧憬着冲出牢笼,继续为党工作的情景:“这次若能越狱出去,当然要用比前加倍勤苦的精神去工作,一两年后,创造几十县的苏区,发动几百万的工农群众起来斗争,创立几千几万的红军,那都是完全可能做到的。”  

不久,方志敏积极行动,就越狱征求狱友的意见。狱友认为,监狱“是敌人最巩固的后方,不容易冲出去”,“无外援是不能成功的”。  

方志敏听取了狱友的意见后毫不悲观,反而从狱友的话中得到启发。他写道:“最苦的就是不知党的通信处,不能将狱中情形报告党。请党来援救,这确是一个极大的困难了。”随后,方志敏千方百计地与地下党取得联系。1935年6月,方志敏终于托人将《给党中央的信》交给了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。在该信中,方志敏特别汇报了自己越狱的计划:  

我想,若能越狱,必用尽力量,进行工作,在最短期内,恢复损失了的军队并创造大块苏区,以赎罪雪耻!我们认为越狱是有极大可能,若得外援,可望成功。但4个月来,都找不到一人来,而中央也不能知道我们的情形,这是我们最感苦闷的事情。  

不幸的是,此时革命暂时处于低潮,中央红军正进行战略转移,无法为狱中的方志敏等同志提供援助。1935年8月6日,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,实践了自己“努力到死,奋斗到死”的豪迈誓言。  

(作者单位:江汉大学马克思主义森林舞会游戏)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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